午夜,筒子楼。

温暖的柔光中,有人轻哄,“好媳妇儿,要是难受你就说,别把自个儿憋坏了。”

奈何蒋春芽是那种宁愿把嘴咬破,也不吭半声的主儿,搞得男人对自己产生怀疑。

明明挨近球门却抬不起脚,数次无功而返,折腾半宿也没个实质性进展。

她困死了,“建平,我头好晕,要不,咱们改天吧。”

男人整个一顿,几乎是吼着道,“改天?大喜日子说改就改,你开什么国际玩笑!”

她哪懂洞房花烛对男人意味着啥。

这话摆明在藐视他,是个男人都受不了这气。

果然,向来斯文的他突然说了句糙话,猛然之间,打了她一个措手不及。

而他的脊背上,也多了一道长长的疤。

痛是痛,却也是无上功勋。

从此,她就是他的了。

……

事后,他抱着她心疼的问,“媳妇儿,很痛吧?”

是挺痛的,不过她咬了咬牙,没好意思吭声儿。

知道她害羞,他轻抚她被汗水浸湿的头发,声音柔得腻死人,“以后难受就告诉我,我轻点儿。”

心里暖暖的,但她仍旧没吭声,只是把他抱得更紧了些。

哪知这一抱又给他点着了,整个人打鸡血似的得意起来,可怜那老旧的木板床再也无法坚持,嘎吱两声——塌了!

震天的响,划破了寂静的夜。

尖叫一声,她紧紧拽住被角,憋红着一张俏脸,盯着满头大汗的他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

倒是他,嘻皮笑脸一点不急,正想安抚她两声,门砰砰响起来。

“谁呀,这时候敲门!”

朝门口瞄了眼,他不满地咕哝了一句。

她呢,胆儿小,慌得直哆嗦,半天才穿好衣服,催促他赶紧开门去。

只见门口站着个十来岁的男孩,一脸不满的盯着他,“大哥,可不可以请你小声点,我正复习呢,马上高考了。”

邵建平微微一怔,而后抱歉一笑,“不好意思啊同学,我和媳妇儿新婚,那啥,理解理解,呵呵。对了,学习上有啥不懂的尽管问我,数理化英文都没问题。”

许是他认错态度良好,男孩也没好再说什么,偷摸朝屋里瞟了眼,无可奈何的走了。

……

这个小插曲发生在蒋春芽二十岁的夏天,她和邵建平背着家人偷偷领了证,他兴高采烈把她领到一栋筒子楼,告诉她这就是他们的新家,从此将护她一生,她深信不疑。

筒子楼属于粮站,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,有一个繁荣的过去,后来实行市场经济,职工悉数下岗,曾经热闹的地方日渐冷清。

她第一次来这儿,见到的是发黄的土砖、青黑的瓦砾、开了裂缝的水泥板,就连路边栽种的花草也蔫巴死垮,新房在走廊尽头,不足十平,家具仅有一张木床,一张四方桌,两把椅子,却丝毫没影响她的好心情。

男孩儿是隔壁邻居,每次瞅见他,她都躲老远,总觉得人家在笑她,好在高考完他就随父母搬走了,让她少了一份尴尬。

婚后,她在制衣厂打工,下了班就在门口买点小菜,做好热气腾腾的饭菜等他回来,夜深人静时就无休无止的演绎红绸帐鸳鸯梦。

他年轻气盛,索取无度,为这事儿还偷攒了三月工资买了张结实的好床,差些把她羞死去,却只能由他折腾。

没人知道,他们经历过多少才有了这种平静而简单的幸福。

后来,也再没一段时光可以替代筒子楼,她相信那时的邵建平是真的很爱她,爱到不惜为她付出一切。